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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清电视“形势与政策”课如何成为北大“顶流
2022-01-12 10: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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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北京大学有一门课,授课教师是经济学家林毅夫、国际关系专家王缉思、政治学者张维为、故宫“看门人”单霁翔、新华社总编辑傅华、中央党校副校长谢春涛、中国驻联合国副

  北京大学有一门课,授课教师是经济学家林毅夫、国际关系专家王缉思、政治学者张维为、故宫“看门人”单霁翔、新华社总编辑傅华、中央党校副校长谢春涛、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……授课地点在有2000个座位的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,除了出于安保要求的空座,场场爆满,学生们抽中课程要拼“人品”。

  这是一门思政课,还有一个听上去很严肃正统的名字——“形势与政策”。从2015年10月到2019年12月,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程美东担任这门本科生课程的主持人,以“北京高校理论名师大讲堂”的形式,延请有理论造诣的党政领导干部和有参与政策制定调研、学习经历的知名专家,来讲授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。

 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:“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,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。拿着一个文件在那儿宣读,没有生命、干巴巴的,谁都不爱听,我也不爱听。”

  北大的这门不照本宣科的思政课实实在在地“火”了。

  “形势与政策”课每所大学都开设,那它是如何成为北大“顶流”的?

  教师未必比学生知道得更快更多,怎么讲“政策”

  程美东说,这门课能“火”的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把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展现在讲堂上,让学生们真实地了解新时代中国的“形势与政策”。2015年夏季,接到上课“任务”,他就确认了一个出发点:课程必须根据当下大学生的特点来设置。

  当下大学生有什么特点?“最大的特点是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广泛而快捷。”程美东说,“和专业课不同,这门课更多讲授的是政策的制定与实施,学生与教师获取信息的渠道几乎是一致的,双方可以说站在同一起跑线上。”

  “形势与政策”必须更新授课方式。第一个尝试,是邀请“外脑”授课。

  “我们的课永远在路上。”程美东说,年轻人始终走在时代前沿,而且,“形式与政策”要“解决”的是大学生的思想状况,“想让思政课深入学生的大脑、深入学生的实际,绝对不能简单灌输,一定要去讲解。”

  之所以请那么多校外专家授课,是因为课程的中心是讲党和国家的政策,政策包含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国防、外交……“没有哪一个教师能有这个本事,把这些领域的问题全部讲清楚。我们请的‘名师’,往往还参与了该领域的政策制定,比一般学者更在一线。”程美东说。

  “以前总感觉书本上的理论和生活离得很远,为了考试死记硬背,兴趣不是很大。”北京大学2017级历史学系本科生张易和听完3场讲座之后,有了新的看法,“通过媒体、网络或者教科书了解时政,有很多不太明白的地方,很多专业名词也让人困惑,或者理解很肤浅。听完各位专家的讲座,对当下国情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。”

  给张易和印象最深的是林毅夫的讲座,对双轨制改革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专业性名词进行解读,“这些以前离生活很远的名词,经过他的解读,变得很生活化,我真正明白了中国能够取得‘中国奇迹’的原因”。

  “形势与政策”课的第二个尝试,是课程内容的资源共享。

  “花这么大力气,聚合这么优秀的专家资源,如何才能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?”于是,程美东把授课地点设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,时间设在周末,听课者北大在校生占三分之二,还有来自北京市其他12所高校的600名学生和教师代表。“我们希望校外学生、教师听了课程之后,还能对他的同学、同事进行有效的二次甚至三次传播。”

  此外,课程还将出版《北京大学理论名家大讲堂》系列丛书。目前第一辑已经出版,收录了傅华、单霁翔、林毅夫、张维为等8位名师大家的授课录音整理稿。

  “唐山大地震中的故事比《泰坦尼克号》不逊色,我们的文化载体展示不足”

  这些在自身领域的顶尖人物,在更高规格的场合作过无数的演讲,但来到大学讲堂,他们是以前辈的身份,与学生做真诚的交流,以亲身经历来为学生答疑解惑。

  在“形势与政策”的课堂上,第一,教师态度一定是真诚的。当了几年课程主持人,程美东发现,这些声名赫赫的人来授课,从来不是照本宣科,有的尽管准备了讲稿,也只是列了提纲,有的干脆一张纸都没带,“他们讲的东西都是刻在脑子里的”。

  第二,一定是要回答学生困惑的。比如,意识形态为什么这么重要?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,现任新华社总编辑傅华就在课上讲到,西方研究意识形态的人非常多,发表过很多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,一会儿说意识形态消失了,一会儿又说没有消失,转移了。哈贝马斯写过一本书《作为“意识形态”的技术与科学》,说现在的年轻人对斗争已经不感兴趣了,老百姓热衷消费,琳琅满目的商品已经吸引了人们大部分的注意力。

 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。傅华说,西方国家看似不讲意识形态,实际上处处有意识形态;他们讲意识形态终结论,实际上是想终结马克思主义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。“比如特朗普曾口口声声要遏制‘共产党中国’,打贸易战,打科技战,出发点、着眼点都是对着中国不同于西方的道路、制度。对此,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,不要被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所迷惑了。”

  程美东听完这堂课后,也深有感触:“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,一定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适当的载体呈现出来。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缺积极向上的感人故事。唐山大地震中,一名共产党员组织1000人有序、有礼地从矿井中撤退,让客人、妇女、弱者、非党员干部先撤退,这样的故事一点儿也不比《泰坦尼克号》逊色。问题在于我们的文化载体对这样的故事展示得不足,这的确需要引起我们深思和重视!”

  “提问越尖锐越好,不要有任何犹豫”

  “形势与政策”每次课程少则两个小时,多则3个小时,中间不休息,绝大多数讲座中,学生几乎没有中途走动的,这让程美东相信,“课程是精彩的,不然学生可坐不住”。

  每次讲座后都设有提问环节,近百人举手,限于时间,只能有四五个提问机会,这一度让程美东犯难,“我甚至专门给楼上最后一排的同学留提问机会,就是希望能有更多学生参与”。

 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直博生张蓝天回忆,“有的同学甚至提前就在纸上写了很多想问的问题,一口气连提3个”。她记得单霁翔的讲座,台上金句频出,台下同学们笑声不断、掌声雷动。

  “单霁翔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,守护中华传统文化的责任感、对故宫游客的人文关怀,深深地触动了青年学生。他的文化自信、家国情怀,影响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对待生活的态度和未来职业的选择。”张蓝天说。

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回忆,他讲座的主题是通过国际比较——特别是和西方的比较,把中国崛起和道路自信讲清楚。在正式讲课前,他特地跟学生们提了个“要求”——一定要互动,“提问越尖锐越好,不要有任何犹豫”。

  张维为认为,研究中国道路、中国崛起、中国政治制度、中国共产党等,如果经不起别人质疑,这个研究是没有水平的,“我们的研究要经得起最挑剔的质疑,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”。

  “当时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受西方话语的影响还比较大,所以他们的问题也是关于选举、法治、限制政府权力等。”他记得有一个学生提问:“中国现在这个体制,政府权力太大了,这会不会必然导致腐败?”张维为回答:“这个结论现在来看不成立。社会财富爆发性增长的时候,如果监管跟不上,腐败就会高发。美国、日本、我们的香港都是这样。最后,香港成立了廉政公署。腐败问题都是通过弥补短板、建立法制、建立相对独立运作的反腐机制来解决的。”

  张维为进一步解释,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可以解决腐败问题,这没有经验层面的证明。以“亚洲四小龙”为例:我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在初步实现现代化后,采用了美国的政治制度;我国香港和新加坡大致还是原来的制度。最后一比较,谁把腐败问题治理得更好?当然是我国香港和新加坡。“另外,美国的大量腐败被合法化了。看一下希拉里的邮件,捐款多的可以当大使,这在美国都是合法的。当然,这种腐败合法化的做法只会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。”

  时隔5年,张维为说:“今天我们的年轻人比当时自信多了,西方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已经走下了神坛。今天的学生大概更要质疑美国选举怎么选出那么低能的领导人?美国法治似乎总是更加有利于富人?美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如此之溃败,是不是与它三权分立的体制有关?”

 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成英协助程美东主持这门课程,她说,每次课程都会给学生留一个开放性的作业,没有标准答案,还可能有同时多个题目供选,关键是让学生把授课内容和自身经历结合起来谈看法。“我们会进行论文查重,迄今没有发现抄袭的,学生都很认真地完成了作业,这也说明他们真的听进去了。”

  “不同专家的讲座有不同的特点,对我来说更是一种学习方法、思想情感上的启发。”张易和说,以前对政治课的理解停留在学教材、背教材上,但现在学到了“理论联系实际”的学习方法,也开始尝试着把政策理论与当下的生活实际结合起来,帮助自己更加深入地理解国家政策方针和社会现象。

 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9级本科生冯彦清看来,这门课程讲的不仅仅是政治这一门学科,从中学到的学习方法,还可以应用到不同的学科领域,对自己的思考方式、思维认知也产生了很大影响。上完课,冯彦清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,为了补充更多的史料和理论知识,他扎扎实实读完了《共产党宣言》全文。

  “之前我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人,学习了‘认识和实践’的关系,我开始应用到日常生活,尝试去找人访谈、去思考社会现象,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很有意义的经历。”冯彦清说。

  “思政课事实上是全员的工作,人人育人、时时育人、处处育人”

  2018年4月13日,教育部印发的《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“形势与政策”课建设的若干意见》强调,可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组织课堂教学,要注重考核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掌握水平。

  程美东坦言,要创新课堂教学并非易事,组织“北京高校理论名师大讲堂”就很不容易:其一,请合适的专家不容易;其二,大讲堂时间、学生时间、专家时间一致不容易;其三,现场秩序的维护、安全维护都是大问题。

  每次报告会前,程美东都要组织会务助教、安保、计算机中心、大讲堂等相关人员开几次会议,查疑补漏。每次报告会的前一天晚上,全体工作人员都到现场进行演示,尽量做到万无一失。

  复制“理论名师大讲堂”的模式,对其他高校来说恐怕更难。程美东表示,可借鉴推广的是“方法论”:一方面,因地制宜,比如同样讲文化,北京有故宫、甘肃有敦煌、四川有三星堆……都可以“近水楼台”邀请该领域的“大家”;另一方面,这门课的精髓是从学校教育走向社会教育,比如同样讲中非合作,北大请的是外交部参与该工作的教师,其他地方可以请相关与非洲有交流合作的教师,目的和效果是一致的。““形势与政策”课程的基本思路,是把教室变成一个社会的课堂,由一个教师授课变成多身份、多人授课,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结合。”

  2016年,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,习近平总书记提出“三全育人”;2017年年初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》中,明确提出了“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”即“三全育人”的方法理念;党的十九大以来,特别是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之后,教育部启动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试点。

  程美东强调,思政课不能简单理解为是马院教师的工作,“思政课事实上是全员的工作,人人育人、时时育人、处处育人”。

  “从内容上来讲,“形势与政策”课是一门国情课,课程目标是要让学生对国家政策有充分的了解,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认同,在充分认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去自觉地行动,实现全社会的团结一致。”程美东说,要实现这个课程目标,需要的是全员教育、全员参与。“学生对于中国国情有了充分了解基础上的认同,就会自然而然确立‘四个自信’,就会自觉地跟党中央保持一致,这门课的目的——思想政治教育,就自然达到了。”

  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见习记者 许子威 来源:中国青年报

  北京大学有一门课,授课教师是经济学家林毅夫、国际关系专家王缉思、政治学者张维为、故宫“看门人”单霁翔、新华社总编辑傅华、中央党校副校长谢春涛、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……授课地点在有2000个座位的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,除了出于安保要求的空座,场场爆满,学生们抽中课程要拼“人品”。

  这是一门思政课,还有一个听上去很严肃正统的名字——“形势与政策”。从2015年10月到2019年12月,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程美东担任这门本科生课程的主持人,以“北京高校理论名师大讲堂”的形式,延请有理论造诣的党政领导干部和有参与政策制定调研、学习经历的知名专家,来讲授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。

 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:“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,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。拿着一个文件在那儿宣读,没有生命、干巴巴的,谁都不爱听,我也不爱听。”

  北大的这门不照本宣科的思政课实实在在地“火”了。

  “形势与政策”课每所大学都开设,那它是如何成为北大“顶流”的?

  教师未必比学生知道得更快更多,怎么讲“政策”

  程美东说,这门课能“火”的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把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展现在讲堂上,让学生们真实地了解新时代中国的“形势与政策”。2015年夏季,接到上课“任务”,他就确认了一个出发点:课程必须根据当下大学生的特点来设置。

  当下大学生有什么特点?“最大的特点是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广泛而快捷。”程美东说,“和专业课不同,这门课更多讲授的是政策的制定与实施,学生与教师获取信息的渠道几乎是一致的,双方可以说站在同一起跑线上。”

  “形势与政策”必须更新授课方式。第一个尝试,是邀请“外脑”授课。

  “我们的课永远在路上。”程美东说,年轻人始终走在时代前沿,而且,“形式与政策”要“解决”的是大学生的思想状况,“想让思政课深入学生的大脑、深入学生的实际,绝对不能简单灌输,一定要去讲解。”

  之所以请那么多校外专家授课,是因为课程的中心是讲党和国家的政策,政策包含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国防、外交……“没有哪一个教师能有这个本事,把这些领域的问题全部讲清楚。我们请的‘名师’,往往还参与了该领域的政策制定,比一般学者更在一线。”程美东说。

  “以前总感觉书本上的理论和生活离得很远,为了考试死记硬背,兴趣不是很大。”北京大学2017级历史学系本科生张易和听完3场讲座之后,有了新的看法,“通过媒体、网络或者教科书了解时政,有很多不太明白的地方,很多专业名词也让人困惑,或者理解很肤浅。听完各位专家的讲座,对当下国情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。”

  给张易和印象最深的是林毅夫的讲座,对双轨制改革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专业性名词进行解读,“这些以前离生活很远的名词,经过他的解读,变得很生活化,我真正明白了中国能够取得‘中国奇迹’的原因”。

  “形势与政策”课的第二个尝试,是课程内容的资源共享。

  “花这么大力气,聚合这么优秀的专家资源,如何才能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?”于是,程美东把授课地点设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,时间设在周末,听课者北大在校生占三分之二,还有来自北京市其他12所高校的600名学生和教师代表。“我们希望校外学生、教师听了课程之后,还能对他的同学、同事进行有效的二次甚至三次传播。”

  此外,课程还将出版《北京大学理论名家大讲堂》系列丛书。目前第一辑已经出版,收录了傅华、单霁翔、林毅夫、张维为等8位名师大家的授课录音整理稿。

  “唐山大地震中的故事比《泰坦尼克号》不逊色,我们的文化载体展示不足”

  这些在自身领域的顶尖人物,在更高规格的场合作过无数的演讲,但来到大学讲堂,他们是以前辈的身份,与学生做真诚的交流,以亲身经历来为学生答疑解惑。

  在“形势与政策”的课堂上,第一,教师态度一定是真诚的。当了几年课程主持人,程美东发现,这些声名赫赫的人来授课,从来不是照本宣科,有的尽管准备了讲稿,也只是列了提纲,有的干脆一张纸都没带,“他们讲的东西都是刻在脑子里的”。

  第二,一定是要回答学生困惑的。比如,意识形态为什么这么重要?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,现任新华社总编辑傅华就在课上讲到,西方研究意识形态的人非常多,发表过很多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,一会儿说意识形态消失了,一会儿又说没有消失,转移了。哈贝马斯写过一本书《作为“意识形态”的技术与科学》,说现在的年轻人对斗争已经不感兴趣了,老百姓热衷消费,琳琅满目的商品已经吸引了人们大部分的注意力。

 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。傅华说,西方国家看似不讲意识形态,实际上处处有意识形态;他们讲意识形态终结论,实际上是想终结马克思主义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。“比如特朗普曾口口声声要遏制‘共产党中国’,打贸易战,打科技战,出发点、着眼点都是对着中国不同于西方的道路、制度。对此,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,不要被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所迷惑了。”

  程美东听完这堂课后,也深有感触:“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,一定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适当的载体呈现出来。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缺积极向上的感人故事。唐山大地震中,一名共产党员组织1000人有序、有礼地从矿井中撤退,让客人、妇女、弱者、非党员干部先撤退,这样的故事一点儿也不比《泰坦尼克号》逊色。问题在于我们的文化载体对这样的故事展示得不足,这的确需要引起我们深思和重视!”

  “提问越尖锐越好,不要有任何犹豫”

  “形势与政策”每次课程少则两个小时,多则3个小时,中间不休息,绝大多数讲座中,学生几乎没有中途走动的,这让程美东相信,“课程是精彩的,不然学生可坐不住”。

  每次讲座后都设有提问环节,近百人举手,限于时间,只能有四五个提问机会,这一度让程美东犯难,“我甚至专门给楼上最后一排的同学留提问机会,就是希望能有更多学生参与”。

 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直博生张蓝天回忆,“有的同学甚至提前就在纸上写了很多想问的问题,一口气连提3个”。她记得单霁翔的讲座,台上金句频出,台下同学们笑声不断、掌声雷动。

  “单霁翔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,守护中华传统文化的责任感、对故宫游客的人文关怀,深深地触动了青年学生。他的文化自信、家国情怀,影响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对待生活的态度和未来职业的选择。”张蓝天说。

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回忆,他讲座的主题是通过国际比较——特别是和西方的比较,把中国崛起和道路自信讲清楚。在正式讲课前,他特地跟学生们提了个“要求”——一定要互动,“提问越尖锐越好,不要有任何犹豫”。

  张维为认为,研究中国道路、中国崛起、中国政治制度、中国共产党等,如果经不起别人质疑,这个研究是没有水平的,“我们的研究要经得起最挑剔的质疑,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”。

  “当时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受西方话语的影响还比较大,所以他们的问题也是关于选举、法治、限制政府权力等。”他记得有一个学生提问:“中国现在这个体制,政府权力太大了,这会不会必然导致腐败?”张维为回答:“这个结论现在来看不成立。社会财富爆发性增长的时候,如果监管跟不上,腐败就会高发。美国、日本、我们的香港都是这样。最后,香港成立了廉政公署。腐败问题都是通过弥补短板、建立法制、建立相对独立运作的反腐机制来解决的。”

  张维为进一步解释,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可以解决腐败问题,这没有经验层面的证明。以“亚洲四小龙”为例:我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在初步实现现代化后,采用了美国的政治制度;我国香港和新加坡大致还是原来的制度。最后一比较,谁把腐败问题治理得更好?当然是我国香港和新加坡。“另外,美国的大量腐败被合法化了。看一下希拉里的邮件,捐款多的可以当大使,这在美国都是合法的。当然,这种腐败合法化的做法只会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。”

  时隔5年,张维为说:“今天我们的年轻人比当时自信多了,西方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已经走下了神坛。今天的学生大概更要质疑美国选举怎么选出那么低能的领导人?美国法治似乎总是更加有利于富人?美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如此之溃败,是不是与它三权分立的体制有关?”

 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成英协助程美东主持这门课程,她说,每次课程都会给学生留一个开放性的作业,没有标准答案,还可能有同时多个题目供选,关键是让学生把授课内容和自身经历结合起来谈看法。“我们会进行论文查重,迄今没有发现抄袭的,学生都很认真地完成了作业,这也说明他们真的听进去了。”

  “不同专家的讲座有不同的特点,对我来说更是一种学习方法、思想情感上的启发。”张易和说,以前对政治课的理解停留在学教材、背教材上,但现在学到了“理论联系实际”的学习方法,也开始尝试着把政策理论与当下的生活实际结合起来,帮助自己更加深入地理解国家政策方针和社会现象。

 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9级本科生冯彦清看来,这门课程讲的不仅仅是政治这一门学科,从中学到的学习方法,还可以应用到不同的学科领域,对自己的思考方式、思维认知也产生了很大影响。上完课,冯彦清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,为了补充更多的史料和理论知识,他扎扎实实读完了《共产党宣言》全文。

  “之前我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人,学习了‘认识和实践’的关系,我开始应用到日常生活,尝试去找人访谈、去思考社会现象,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很有意义的经历。”冯彦清说。

  “思政课事实上是全员的工作,人人育人、时时育人、处处育人”

  2018年4月13日,教育部印发的《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“形势与政策”课建设的若干意见》强调,可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组织课堂教学,要注重考核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掌握水平。

  程美东坦言,要创新课堂教学并非易事,组织“北京高校理论名师大讲堂”就很不容易:其一,请合适的专家不容易;其二,大讲堂时间、学生时间、专家时间一致不容易;其三,现场秩序的维护、安全维护都是大问题。

  每次报告会前,程美东都要组织会务助教、安保、计算机中心、大讲堂等相关人员开几次会议,查疑补漏。每次报告会的前一天晚上,全体工作人员都到现场进行演示,尽量做到万无一失。

  复制“理论名师大讲堂”的模式,对其他高校来说恐怕更难。程美东表示,可借鉴推广的是“方法论”:一方面,因地制宜,比如同样讲文化,北京有故宫、甘肃有敦煌、四川有三星堆……都可以“近水楼台”邀请该领域的“大家”;另一方面,这门课的精髓是从学校教育走向社会教育,比如同样讲中非合作,北大请的是外交部参与该工作的教师,其他地方可以请相关与非洲有交流合作的教师,目的和效果是一致的。““形势与政策”课程的基本思路,是把教室变成一个社会的课堂,由一个教师授课变成多身份、多人授课,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结合。”

  2016年,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,习近平总书记提出“三全育人”;2017年年初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》中,明确提出了“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”即“三全育人”的方法理念;党的十九大以来,特别是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之后,教育部启动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试点。

  程美东强调,思政课不能简单理解为是马院教师的工作,“思政课事实上是全员的工作,人人育人、时时育人、处处育人”。

  “从内容上来讲,“形势与政策”课是一门国情课,课程目标是要让学生对国家政策有充分的了解,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认同,在充分认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去自觉地行动,实现全社会的团结一致。”程美东说,要实现这个课程目标,需要的是全员教育、全员参与。“学生对于中国国情有了充分了解基础上的认同,就会自然而然确立‘四个自信’,就会自觉地跟党中央保持一致,这门课的目的——思想政治教育,就自然达到了。”

  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见习记者 许子威 来源:中国青年报

责任编辑:高秀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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